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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书发展简史,说书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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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书发展简史,说书先生

最初,地位卑下的“说书先生”们采用的是“撂地”的形式露天演出,后来才得以逐渐进入茶馆、书馆表演。近代的高科技——广播——的诞生则真正使得当代的评书进入了全盛时期。1937 年11月3日,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《东汉演义》,社会反响强烈,一时引得“千家万户听评书,净街净巷连阔如”。1950年6月25日,扬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文艺节目中设置《评书》专栏,邀请扬州评话艺人供给故事材料,现场做直播表演。到了1979年9月,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了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,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、市电台播放,形成“万人空巷听兰芳”的热潮,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“评书热”。

央广网北京1月29日消息 据中国乡村之声《三农中国》报道,说唱这一行,专门讲故事,评书、评弹,同宗同源。随着时代变迁、文化娱乐多元化,从事说唱这一行的,越来越少了。没有剧团再招评书演员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也正在逐渐消逝。会不会有一天,没有人再说评书、没有人再会唱传统意义上的评弹? 《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》职业季今天播出第五篇:《说唱这一行》。采制:中央台记者陈蕾、景明。 江苏苏州,有一所评弹学校,这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。吴静老师正在教学生苏州话,做评弹演员,这是第一关。 72岁的评弹艺术家金丽生,对这所国家投资、专门培养评弹人才的学校,又喜又忧。 记者:评弹学校的毕业生,每年有多少人从事评弹呢? 金丽生:每一届毕业生五六十人,真正进入团的最多十个,而且这些人今后还有一部分人要转业。 记者:专业评弹团是不是在萎缩? 金丽生:少了,最多的时候39个评弹团,现在大概10多个团,我对评弹今后的前景不是很乐观。 评弹,属于说唱门类,最初的形式是评话,只说不唱,后来加上了苏州的流行小曲儿,就成了评弹,又说又弹又唱。而北方的评书,和评弹同宗同源,一直保留了“评话”口说的特色。 “上回书说到,金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殊死战斗。大金国四郎主金兀术带领四十万人马,兵至爱华山,在山内扎好营盘。” 这段书,刘兰芳最喜欢,张口就来,但很少说了。评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,没有剧团再招专业演员,刘兰芳说,若不扶持,这一行慢慢就没有了。 刘兰芳:我徒弟很少,我收的都是些老人,都有职业,再收来的徒弟,再找职业就不好办了,没有曲艺团了,上哪儿去啊。 评书和评弹一样,都起源于说故事。狭长的街道上,观众坐满街头巷尾,这是说唱艺人最早的从业环境。 上世纪二十年代,茶楼林立,说书人从街头走进茶楼,渐渐还有了专业书馆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有了收音机,评书广为传播、大师辈出。连阔如,擅长学马叫,得名“跑马连”;王杰魁擅用不同方言,街上大喇叭一出他的《七侠五义》,好多人不动了,车铃铛也不响了,人称他“净街王”。 五十年代,袁阔成大胆创新,撤掉面桌、醒木,全身动起来,成为新中国说新书的第一人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借助广播电台,评书风靡一时。刘兰芳、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,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《岳飞传》、《白眉大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,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。 2015年12月30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,久未露面的刘兰芳登台,只说了新编的段子。尽管年龄大了,为了北方评书还能活着,刘兰芳每年坚持说书100多场。老伴儿一路跟着,心疼。 王印权:我说刘兰芳你都71了,她说我还有20年呢才能退休,有些任务还得完成。 苏州珍珠弄5号,苏州评弹团,这里也是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业组织光裕社。200多年前,王周士创建光裕社,就是希望评弹事业能“光前裕后”。 盛小云,46岁,当代评弹大师,说起传承,心里是另一番滋味儿。她说,很怀念过去“跑码头”那种竞争环境,虽然苦,但那是必须的过程。 盛小云:方圆步行半个小时,有四五家书场,我也开书,你也开书,那我就跟你对垒,就看谁拼得过谁。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,但是,现在没有,现在都是政府包下来,不卖票了。 2006年,苏州评弹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少乡镇有了公益书场,演员一场演出固定收入400元。书场有了,学校有了,就是没有了竞争。 记者:对职业的代代相传,您觉得会有危机吗? 盛小云:当然有危机感,因为演员没有竞争的话肯定出不来。 金丽生,做了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委,他说,奖评了不少,但高兴不起来。 金丽生:表面上搞评弹艺术节,演了三十几场,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,表面很繁荣,其实,评弹演员的水平,真正好的是很少很少的,跟老一辈无法比的。 金丽生说,这个行当,需要信仰、信念。老一辈艺术家,要扬名立身,养家糊口,更重要的,是全身心热爱,当成一辈子的事业,下苦功,那种精神,现在没有了。 金丽生:到底有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方向,你有没有信仰,有没有自己的理想?这是关键。 金丽生感慨,评弹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被招到非曲艺单位唱评弹,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演员了。评弹的职业选择多元化了,从说唱这一行的现状来看,唱评弹的人不算少,但真正的艺术家后继乏人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正在逐渐消逝。 评书,似乎连表面的繁荣都看不到。这是80多岁的单田芳,紧跟潮流,说书说起了流行歌曲,甚至和流行歌手同台表演。大师们不顾高龄,在努力创新,这情景不禁让人心酸。而86岁的袁阔成,甚至想用周杰伦的方式演绎《水浒传》,还没有尝试,就在2015年去世。几个月后,92岁的刘立福先生也走了。 刘兰芳:现在没几个了,单田芳,田连元,连丽如,就这些个,你再找还有谁啊?没有几个。 十多年没有收徒弟了,今年的正月十三,刘兰芳将再次收徒,她心里是存着希望的。

评书艺术的第三次大发展出现在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。当时,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,无线电广播的普及,为评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。评书艺人从书馆走进了电台。当时北京的广播电台有中国广播电台、增茂广播电台、北平胜利电台、百力维电台等很多商业电台,竞相邀请著名评书演员为其播讲评书,兼播商业广告。王杰魁在电台播出《包公案》时,市里商号用扩音器播放,行人都到店里面去听,遂获“净街王”的称号。他最拿手的书目是《七侠五义》。品正三曾在电台播出了全部《隋唐》,令听众大饱耳福。连阔如长期在电台说《三国》、《东汉》等书,颇受听众欢迎。在电台播出的评书还有袁杰英的《五女七贞》、赵英颇的《聊斋》、段兴云的《济公传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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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胡”“赵”两门传人一直不多,近现代艺人大都属“梅”、“清”两门,彼此来往(

评书演员用的扇子就是普通的纸折扇。演员用它代替刀枪武器、毛笔等,虚拟动作或景物。表演武打时的刀枪架式必须用扇子。如遇同行来盘道考核,把扇子拿起递过来,说:“扇子古时有,指点分文武,假笔可代书,兵刃借它舞。”演员应回答:“扇子原本古有,刀枪棍棒凭它。文武九流各有时,惟我不分冬夏。”这两段词也说明折扇在评书演员手里的用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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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杰魁(1874,1960),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,渐渐享名。他最拿手的书目是《七侠五义》。如果说,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,那么,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。他说书,吐字慢,像在拉长音,娓娓说来,别具艺术魅力。又善于使用“变口”,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。

这一时期还应提到石玉昆。石玉昆不是评书艺人,他擅长多种技艺,甚至根据“子弟书”的曲调自创了“石韵”或叫“石派书”。留传下来,成为单弦的一个曲牌。但他整理并创作的《三侠五义》却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,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也是近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书目之一。在民间的影响力,不

这样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。进入21世纪之后,评书(评话)已显颓势,南北两支最终却是殊途同归。苏州评弹虽然极早就选入了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一种“文化名片”使用(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就选用了苏州评弹“茉莉花”);但在此类表演中,琵琶弹唱的“弹词”几成“评弹”代称,苏州评话(尤其是“大书”)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北方评书,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,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经历了战乱动荡的“五代十国”,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,安定的局面促使中国曲艺艺术呈现出大发展的状态,让宋代的“说话”非常繁荣。北宋京城汴梁的瓦肆伎艺中,已有说《三分》、《五代史》等讲史题材的“说话”艺人。到了南宋,则形成了银字儿、铁骑儿、讲史、说经“四家”,说书艺人们表演“说话”的题材开始分门别类,“银字儿”就是灵怪、烟粉、传奇故事,“铁骑儿”就是战争、公案故事,“讲史”就是历史故事,“说经”就是唐代的“俗讲”,这时已经广泛的流行于民间。

恐怕,未必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评书艺术出现了第四次大发展。传统评书进入新时代后,评书艺人认真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”的文艺方针,积极编演新评书,对传统评书边演边改,在演出中尽量剔除书中的封建糟粕。这时期,老艺人出现新面貌,而评书新人也开始纷纷崭露头角,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、深受欢迎的新评书演员,如陈荫荣、袁阔成、李鑫荃等。他们各有特色,陈荫荣表演细腻、逼真,擅长运用典故;李鑫荃艺术功力深厚,表演细腻、平和;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、幽默风趣。新时期出现的新编历史评书和反映新时代、新思想的评书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,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了短篇新评书《横渡乌江》。五十年代初,赵英颇改编上演了新书《一架弹花机》、《登记》等。五十年代末,各书馆上演的新评书,已到上演书目的三成以上。北京宣武说唱团的李鑫荃,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演出了《红岩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多部新评书,1960年他改编的《红岩》、《平原枪声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,受到听众普遍好评。传统评书被认真整理后播出,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,1961年马连登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理录制了长篇评书《杨家将》。李存源在电台播讲的《西汉》故事片段、《列国》故事片段,受到听众的欢迎。

自古传流到如今,不过是给您消愁解闷。”

在长江下游一带,成书于1795年的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一记载:“评话盛于江南,如柳敬亭、孔云霄、韩圭湖诸人……郡中称绝技者,吴天绪《三国志》、徐广如《东汉》、王德山《水浒记》、高晋公《五美图》、浦云玉《清风闸》、房山年《玉蜻蜓》、曹天衡《善恶图》、顾进章《靖难故事》、邹必显《飞蛇传》、谎陈四《扬州话》,皆独步一时。”至于苏州评话则始终与苏州弹词并行发展,合称“苏州评弹”。其中的“评话”以说演历代兴亡战争故事为主,篇幅较长,俗称“大书”,弹词以儿女情长、悲欢离合故事为主,篇幅较短,俗称“小书”。传说清代后期的评话艺人陈汉章在苏州玄妙观附近书场说《三国》中的博望坡时,其掌号,击鼓,马蹄声,马嘶叫声,都很逼真,使人如临其境,吴侬软语之中却有雷霆万钧之力,此时恰有江苏巡抚(清代苏州为江苏省会)坐轿经过书场附近,竟然受惊跌倒。

评书艺术在“文革”时期停止发展,1979年刘兰芳说的《岳飞传》风靡全国,先后有数十家电台竞相转播。刘兰芳嗓音洪亮,吐字清楚,语言流畅,气势雄浑,感情充沛,风趣幽默。以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为突破口,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。不论传统评书,还是新编评书,都获得空前的发展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新评书创作又有进步,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田占义在曲艺作家沈永年等协助

刘兰芳《岳飞传》。

当时,剑侠书最为盛兴。北京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,他以《吕四娘》为基础,编演了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,在《新天津报》上连载。他死后,其弟子蒋轸庭仍用其名口述记录,陆续出版四十余集。同一时期,北京艺人张杰鑫以《清烈传》为基础,编撰了评书《三侠剑》,在天津演说,也很受欢迎,并刊印出版。这两部剑侠书问世后非常走俏。以后又有人仿效《雍正剑侠图》的编撰手法,编演了各种剑侠题材的“续书”,如《明英烈》的续书《洪武剑侠图》便是一例。在剑侠书走俏的情况下,一部分评书艺人放弃了原来的袍带书,改说剑侠书,因而出现了剑侠书泛滥的局面,但为中国近代武侠小说的兴起打下了基础。 评书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创新

广播盛世

(转发)

苏州评弹(实为“弹词”)。

双厚坪,生年不可考,卒于1926年,满族人,艺名双文星。与戏界大王谭鑫培、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“三绝”。双厚坪所会书目甚多,最拿手的是《隋唐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济公传》。他的艺术风格细腻、风趣、透僻、生动,最善于描绘细节,于细微处显神奇。尤以刻画人物见长。他说《隋唐》,说到秦琼发配到北平,遇见姑母,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,催人泪下。他虚心好学,博采众长,艺术功底极为深厚。

连阔如(1902,1971),满族人,早年从师李杰恩学说《西汉》,后来又向张诚斌学说《东流》。抗日战争前即以《东汉》享名。《三请姚期》、《马武大闹武科场》、《战昆明》等片断最为精彩。他博采众长,勇于创新,特别是吸取京剧的表演技巧,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。他的说功、做功、打功都有独到之处,尤其是摹拟马跑、马嘶,堪称一绝。

与其它 “手帕”是一大块素白手帕,一般手帕也可以代替。表演当中,折叠可代替书信、书、表、摺本用,也可以当手帕用,摸拟擦汗、擦眼泪,但不能真擦。一般评书演员在场上还另有一块实用擦汗的毛巾。

第三次高潮,30,40年代。代表人物有王杰魁、连阔如、陈士和等。

东邻日本的“NHK(日本放送协会)”一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每天早晨播送连续广播小说。最初是由播音员来朗读小说,后来演变为广播剧,再后来,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,这一传统节目改头换面转变成了今日的“NHK 连续电视小说”(“晨间剧”)。在每天早晨(8点)播出的“晨间剧”有着单集时间短、播出周期长的特点,如今一般是以每集15分钟、一周6集的形式,持续播出半年(约26周,156集左右),其播放时长与周期都显得很接近中国的长篇评书。早期的晨间剧有点像真人广播剧,台词较少,主要由旁白来推进剧情;这么多年过去了,尽管晨间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,这一从广播剧而来的旁白传统却延续至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电视剧正是以现代媒介的方式,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“说书先生”的角色。电视剧编剧这种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高妙之处,就是在每集打一个结,始终抓着观众,这其实也是说书人烂熟于心的技艺。

评书因所处地域不同而名称各异。北方叫做评书,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,湖北、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。我们所讲述的是北方评书,因为就普遍意义而言,评书主要是指北方评书,评书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,普遍认为,评书“起自春秋,兴于唐宋”。史书上第一次出现“说书”二字,是在《墨子?耕柱》篇,“能谈辩者谈辩,能说书者说书”。这里的说书二字并非是我们后世所说的评书,而是对古代留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研究。

与刘兰芳并称“北方评书四大家”的还有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。袁阔成以播讲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。单田芳播讲的《童林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白眉大侠》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杨家将》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,并在全国引起轰动。此后,他陆续推出的《小八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施公案》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。

“俗讲”是唐代寺院中盛行的一种“说话”形式,为了增加信徒听僧人讲经的兴趣,僧人在讲经时会穿插一些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和一些当朝英雄的事迹。慢慢的又将之画成图画,照图讲述,成为俗讲的底本,就是后来的“变文”,近代从敦煌石窟中发现很多。慢慢的“俗讲”也流入民间。

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晨间剧《阿信》。

醒木

再扩大地域来说,在北方,除京津一带称作“评书”外,东北也有“评词”的叫法;到了南方,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“评话”,而湖北、四川等地则仍称为“评书”。之所以有“评书”与“评话”的区别,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,直承元明以来的“平话”的表演传统;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,主要是蜕化于鼓书“说唱”,或说由书目到表演,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,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。由此究其本质,“评书”和“评话”实无分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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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看来,媒体之于评书,似乎是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”。广播的普及成就了评书的辉煌,电视与网络的兴起则令评书的境遇急转直下。只是,评书在新的媒体时代的转型的失败,真的就是一种必然么?

“评书”的概念是什么,张次溪在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里说:“评者,论也,以古事而今说,再加以评论,谓之评书。评书要“有话有评”,“话”是描述故事人物,“评”是发表说书人自己对于事物的意见,或褒或贬。所以,从前书馆门口的楹柱上,常常标示两块木牌,一书“谈今论古”,一书“醒世良言”。评书就是通过讲古论今,阐述道理。

原标题:单田芳辞世,带走了“说书先生”的时代

卖艺糊口,遇同行盘道论门风,也从醒木开始。用“醒木一块为业,说书以作生涯,走遍江湖会名家,而今请问阁下”来提问,艺人应回答:“此木周祖留,文武分龙虎,我辈上场用,其名曰醒木”。

《火影忍者》评书。

“诌书咧戏,听不腻的曲艺。”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

袁阔成《三国演义》。

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周书李戏,听不腻的曲艺。”什么意思,周和李分别是姓氏。“周”指的是大周庄王,资料上也有记载姬佗的,那到底是谁呢,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,公元前682年10月,姬佗病死,死后的谥号为庄王。是东周的第三帝。牵涉到祖师爷的问题,中国的传统是认祖归宗,连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,把老子认为李家的老祖宗,那么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要给本行业找一位身世显赫的祖师爷。(造酒的祖师爷是杜康;小偷的祖师爷是东方朔,东方朔偷桃;木匠是鲁班,也叫公输班,和墨子是师兄弟。)评书艺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,认定大周庄王是本行业的祖师爷。

遗憾的是,中国的评书从未完成这样的转型——流行一时的“电视评书”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而已。人们始终无法将“说书先生”与电视剧的“编剧”抑或“旁白”角色联系在一起。尽管田连元先生仍旧坚信“只要人类还说话,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”,“说书先生”这一行当的消逝,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

在观众眼前,但见说书人物,不见说书艺人,像莫后光说的:“听者倘然若有见焉;其竟也,恤然若有亡焉。”说书说到这般境界,可谓出神入化。

扬州评话。

隋代是中国曲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时期,评书艺术到了有“可证之史”的阶段。当时出现了一个著名的“笑话大王”侯白,所说的故事明显地孕育着评书的因素。作为评书源头的“说话”到了唐代中叶极为兴盛,遍布于民间、宫廷和寺院。这与当时市人小说的发达有一定关系,唐代的民间说书又称“市人小说”。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了他在大和末年观“市人小说”的情况。《高力士外传》中有唐玄宗退位后常与高力士一起听说话的记载,说明当时的说话艺人已经进入宫廷。

柳敬亭之后,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,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。《生涯百咏》卷三“说书”条记载,“一声尺木乍登场,滚滚滔滔话短长。前史居然都记着,刚完《三国》又《隋唐》”,清代书场之热闹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一遍拆洗一遍新,只若说的赶劲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市有线广播农村大喇叭的定点播放,尤其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,给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。那时一大群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、谈论。在20世纪80年代,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近乎达到40%-50%。其中,天津电台在原来《评书连播》的基础上,于1982年9月开办“中长书连续播讲”,扬州电台于1984年开办《广播书场》节目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1988年7月开办了《长篇评书》节目。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,每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“评书”,就如同当下人们“追剧”一般,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。

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。代表人物有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辞世,不啻宣告了从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“说书人”时代正在走向结束。“说书先生”,作为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名词,或许即将走完自己的历史。

敬亭之后,虽无敬亭,却有他培植的桃李,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。据传,王鸿兴之后有所谓“三臣、五亮、九茂、十八奎”之说。

听书呀~我们这把年纪了,是不怕死的。”后来,为了宣扬周庄王打鼓劝善的德政,便用扇子代替了尚方宝剑,手帕就是当年周庄王的圣旨,醒木就是那颗堂印。

与此同时,“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,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。三臣系何良臣、郑光臣、安良臣。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,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。三臣系王鸿兴之徒”。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