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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椒粉和一袋老鼠,好莱坞与纳粹的那段暧昧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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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椒粉和一袋老鼠,好莱坞与纳粹的那段暧昧史

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诸国,与纳粹亲近的声音在坊间与官方都颇具影响力。考虑到梵蒂冈教廷、瑞士银行、摩根大通、IBM、杜邦公司,甚至美国国务院,都曾经面对“与纳粹关系暧昧”的指责,好莱坞在这样的环境下,自然不太可能独善其身。

影片开场不久,影院中突然臭气熏天,浓重的胡椒粉味让观众涕泪齐流。一些人被迫离席而去,还有些人犹疑不定。紧接着,观影者脚下出现了毛茸茸的东西——数不清的老鼠在座位之间“撒欢”。男女老少在惊叫和咳嗽声中,争先恐后地冲出放映厅,首映式就这样泡了汤。

据接触过该书底稿的人士披露,厄万德奔走于大西洋两岸,通过对历史档案的重新发掘,抛出了令好莱坞难堪的论点: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美国各大电影公司不仅对纳粹的审查制度妥协,而且主动充当第三帝国在宣传领域的帮凶。

众多大牌制片商中,只有华纳兄弟与纳粹划清了界限。1933年4月,华纳柏林分公司负责人、英籍犹太人菲尔•考夫曼在街头遭到一群纳粹党徒殴打。几个月后,被赶出德国的考夫曼在斯德哥尔摩去世。华纳兄弟的老板杰克•华纳闻讯愤懑不已,认为考夫曼的死与在柏林遇袭脱离不了干系。他立刻关闭了德国分公司,并且放弃了德国市场。

影片开场不久,影院中突然臭气熏天,浓重的胡椒粉味让观众涕泪齐流。一些人被迫离席而去,还有些人犹疑不定。紧接着,观影者脚下出现了毛茸茸的东西——数不清的老鼠在座位之间“撒欢”。男女老少在惊叫和咳嗽声中,争先恐后地冲出放映厅,首映式就这样泡了汤。

1932年,纳粹的文化审查制度变本加厉: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映有损德国形象的电影,相关电影公司在德国的营业许可证就会被撤销。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和对于文化的钳制也越发严酷。1933年,纳粹正式取得国家政权后,很快公布了一项法令,禁止犹太人出现在德国放映的电影中。福克斯、派拉蒙和米高梅将犹太裔演员赶出了摄影棚。

与此同时,很多有犹太血统的艺术家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流亡路。他们当中有彼得·洛、海蒂·拉玛、保罗·亨里德、比利·怀尔德、弗里茨·朗、马科斯·欧佛斯等。这些优秀的演员、编剧和导演,用杰出的作品改写了美国电影史,却无法被故乡的同胞知悉。

今年35岁的厄万德出生在澳大利亚。他的外祖父母是犹太人,二战期间逃离匈牙利,颠沛流离。2004年,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的厄万德,看到了一篇对着名编剧巴德•舒尔伯格的访谈,称美国米高梅公司掌门人刘易斯•梅尔曾按德国顾问的意见剪辑电影。

1936年的《不会在这里发生》是一部显示民主制度比法西斯独裁优越的影片,拍摄过程中,米高梅的老板梅尔获知消息,称这部影片会给“某些外国政府”带来麻烦,只得停止拍摄。“我们在德国有可观的收入,因此我认为,这部电影不能拍摄下去。”梅尔坦言。

也有美国媒体评论称,对于好莱坞在纳粹面前“缺乏气节”的表现,很难一刀切地用“好”或“坏”来评价,它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,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宁可自欺欺人。即使是1939年拍摄了《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》的华纳兄弟公司,对于德国反犹的事实也闭口不谈,杰克•华纳甚至亲自要求在1937年的电影《埃米尔•佐拉的生活》中,抹去对话中出现的“犹太人”。而该公司的创始人——华纳四兄弟,就是从波兰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后裔。

希特勒对那些描述“强大领袖”的作品格外欣赏,包括《抗敌英雄》、《叛舰喋血记》、《瑞典女王》,同样受到他青睐的是那些展现“民主制度的低效率”的影片,如《史密斯游美京》。

这个细节引起了厄万德的浓厚兴趣。随后几年,随着研究不断深入,他发现好莱坞与纳粹德国曾经存在一种亲密关系,其广泛程度与持续时间远远超出了外界先前的估计。

卑躬屈膝是大环境使然?

在很大程度上,好莱坞与纳粹是双向互动的。一方面,众多美国电影公司极力投德国政府所好,另一方面,德国政府插手美国的电影制作。1937年,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就发表过标题为“希特勒的手伸到了好莱坞电影公司”的报道。

这时,距二战在欧洲爆发只有几个月,即使最乐观的好莱坞制片人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:纳粹政权正裹挟着民众走向一条不归之路,德国再也不是美国影片的乐土了。

米高梅公司甚至资助了纳粹的备战,购买了德国军工业的债券,其资金直接流向了兵工厂。史学家汤姆•多尔蒂就曾着书为米高梅开脱,“当时的德国是美国的友邦,而且美国没有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。我不认为米高梅这样做是因为贪婪。我只是看到了人们试图适应古怪的规定,并且通过谈判和交换获得应得的利益。

1933年,纳粹正式取得国家政权后,很快公布了一项法令,禁止犹太人出现在德国放映的电影中。这项法令给繁荣的欧洲电影产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

当时,德国领事乔治•吉辛定期到好莱坞的摄影棚中“考察”,对于与第三帝国利益向背的内容,毫不留情地要求删改,有时直接要求停止拍摄和发行。

厄万德就此指出,“好莱坞无法将不知情作为借口,他们完全清楚德国发生的情况,因为他们也被要求开除犹太裔员工,而且,当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大张旗鼓了。”

这是美国电影人首次领教纳粹的手段——后来成为第三帝国大众传播与宣传部长的约瑟夫•戈培尔,带领一小队纳粹党员,用几颗臭气弹、胡椒粉和一袋老鼠,轻而易举地破坏了《西线无战事》的首映式。随后,在纳粹的压力下,魏玛政府取消了这部电影在德国的上映许可。出于商业考虑,环球影业公司的东家卡尔•莱穆勒忙不迭地答应大规模删改《西线无战事》。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岁月,多数电影公司不想失去欧洲市场。好莱坞不敢得罪戈培尔,正是后者的部门决定哪些外国电影可以在德国上映。

影片开场不久,影院中突然臭气熏天,浓重的胡椒粉味让观众涕泪齐流。一些人被迫离席而去,还有些人犹疑不定。紧接着,观影者脚下出现了毛茸茸的东西——数不清的老鼠在座位之间“撒欢”。

纳粹如此横行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诸国,与纳粹亲近的声音在坊间与官方都颇具影响力。考虑到梵蒂冈教廷、瑞士银行、摩根大通、IBM、杜邦公司,甚至美国国务院,都曾经面对“与纳粹关系暧昧”的指责,好莱坞在这样的环境下,自然不太可能独善其身。

即便时隔70载,本·厄万德揭示的真相,令那些依然活跃的好莱坞巨头们难堪。当然,就《勾结》一书中极具“攻击性”的观点,也有学术界人士持保留意见。

1936年的《不会在这里发生》是一部显示民主制度比法西斯独裁优越的影片,拍摄过程中,米高梅的老板梅尔获知消息,称这部影片会给“某些外国政府”带来麻烦,只得停止拍摄。资料显示,至少有20部打算在美国上映的影片被德国官员修改或者取缔。

美国电影业人士得到消息,对这条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法律奉若天命。福克斯、派拉蒙和米高梅将犹太裔演员赶出了摄影棚,只是为了照常在德国做生意;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公司虽然撤销了柏林办事处以示不满,在伦敦和巴黎的分部仍然和德国人打交道。

1930年12月5日,《西线无战事》的首映式在柏林莫扎特礼堂举行。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影片,由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拍摄,在纽约、伦敦和巴黎受到一致好评。

希特勒喜爱美国电影是众人皆知的秘密。据记载,晚上9点左右,他经常会暂停滔滔不绝的演讲,将晚餐的宾客带到私人观影室。灯光暗下来,希特勒也安静下来,他为《猫和老鼠》开怀大笑,为喜剧演员劳瑞和哈迪鼓掌喝彩,为瑞典女王的遭遇热泪盈眶……他的副官负责记录希特勒对这些电影的反馈,部分资料如今保存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中。

“我想揭示一段被隐藏的好莱坞历史,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正视。”据西方媒体报道,青年学者本•厄万德凭借将于今年8月上市的新书《勾结:好莱坞与希特勒的契约》,在学术圈中引起了关注。据接触过该书底稿的人士披露,厄万德奔走于大西洋两岸,通过对历史档案的重新发掘,抛出了令好莱坞难堪的论点: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美国各大电影公司不仅对纳粹的审查制度妥协,而且主动充当第三帝国在宣传领域的帮凶。

这个细节引起了厄万德的浓厚兴趣。随后几年,随着研究不断深入,他发现:好莱坞与纳粹德国的亲密关系,其广泛程度与持续时间远远超出了外界先前的估计。

在很大程度上,好莱坞与纳粹是双向互动的。一方面,众多美国电影公司极力投德国政府所好,另一方面,德国政府插手美国的电影制作。1937年,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就发表过标题为“希特勒的手伸到了好莱坞电影公司”的报道。厄万德据此引申出的观点十分惊人:好莱坞积极地按照希特勒的喜好来安排电影的内容,以便满足纳粹宣传的需要。

也有美国媒体评论称,对于好莱坞在纳粹面前“缺乏气节”的表现,很难一刀切地用“好”或“坏”来评价,它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,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宁可自欺欺人。即使是1939年拍摄了《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》的华纳兄弟公司,对于德国反犹的事实也闭口不谈,杰克·华纳甚至亲自要求在1937年的电影《埃米尔·左拉的生活》中,抹去对话中出现的“犹太人”。而该公司的创始人——华纳四兄弟,就是从波兰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后裔。

随戈培尔的指挥棒起舞

直到1939年春,华纳兄弟制作的《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》终于与观众见面,这是一部将音乐剧、宣传和历史教育融合起来的电影,开创了好莱坞揭露纳粹罪行的先河。至此,好莱坞开始用比较公正的态度评判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。

1932年,纳粹的文化审查制度变本加厉: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映有损德国形象的电影,相关电影公司在德国的营业许可证就会被撤销。

这是美国电影人首次领教纳粹的手段——后来成为第三帝国大众传播与宣传部长的约瑟夫·戈培尔,带领一小队纳粹党员,用几颗臭气弹、胡椒粉和一袋老鼠,轻而易举地破坏了《西线无战事》的首映式。

“希特勒把手伸到好莱坞”

美国电影公司不但要服从纳粹的审查,还要想方设法与德国高层搞好关系。厄万德接触到的美国和德国档案显示,彼时,许多美国电影商相信希特勒会赢得战争,讨好纳粹可以巩固在欧洲的生意。在一封落款为1938年1月的信中,20世纪福克斯德国分公司极尽谦恭地询问希特勒,是否愿意发表对美国电影的意见,签名赫然是“希特勒万岁!”

随后,在纳粹的压力下,魏玛政府取消了这部电影在德国的上映许可。戈培尔赢得了第一场舆论战,也让美国电影人从此心存畏惧、卑躬屈膝。

首映风波过后,环球影城的东家卡尔·莱穆勒忙不迭地答应大规模删改《西线无战事》。

犹太人在银幕上消失

“我想揭示一段被隐藏的好莱坞历史,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正视。”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消息,青年学者本·厄万德凭借将于今秋上市的新书《勾结:好莱坞与希特勒的契约》,在学术圈中引起了关注。

史学家汤姆·多尔蒂就曾着书为米高梅开脱,“当时的德国是美国的友邦,而且美国没有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。我不认为米高梅这样做是因为贪婪。我只是看到了人们试图适应古怪的规定,并且通过谈判和交换获得应得的利益。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一旦希特勒获得了权力,德国理性、宽松的气氛就会回归。然而,这个愿望没能成真。”

米高梅公司甚至资助了纳粹的备战。德国政府严格限制外企的货币出口业务,却为米高梅破例,原因在于,后者购买了德国军工业的债券,其资金直接流向了兵工厂。厄万德告诉英国《泰晤士报》,米高梅做出这个决定正是在标志着全面排犹的“水晶之夜”一个月后。

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不乏迁居美国的犹太人。但是,在商业利益与政治压力作用下,他们不仅不愿制作揭露和抨击纳粹的电影,也对后者迫害犹太人的恶行避而不谈。

直到1940年以后,米高梅、派拉蒙和福克斯才彻底告别德国。即使它们开始拍摄反纳粹的电影后,仍然避免提及犹太人的遭遇,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层“不想成为犹太人的代言人”。

众多大牌制片商中,只有华纳兄弟与纳粹划清了界限。1933年4月,华纳柏林分公司负责人、英籍犹太人菲尔·考夫曼在街头遭到一群纳粹党徒殴打。几个月后,被赶出德国的考夫曼在斯德哥尔摩去世。华纳兄弟的老板杰克·华纳闻讯愤懑不已,认为考夫曼的死与在柏林遇袭脱离不了干系。他立刻关闭了德国分公司,并且放弃了德国市场。

不过,在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史蒂芬·罗斯看来,这段历史具有两面性。他引用史料论证称,好莱坞内部的许多反纳粹组织,是由那些表面上屈从于纳粹的公司资助的,“那些被批将商业利益放在犹太人身份之前的电影公司老板,实际上在幕后帮助着犹太人。”

无论是出于商业利益、政治压力抑或意识形态,众多美国大牌电影公司与纳粹德国的暧昧关系,都给好莱坞的光辉岁月抹上了一道灰暗的色彩。

本·厄万德指出,好莱坞的绥靖政策多半是出于商业考虑。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岁月,多数电影公司不想失去欧洲市场,德国在它们的蓝图中更是不可或缺。因此,好莱坞不敢得罪戈培尔,正是后者的部门决定哪些外国电影可以在德国上映。

今年35岁的厄万德出生在澳大利亚。他的外祖父母是犹太人,二战期间逃离匈牙利,颠沛流离。2004年,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的厄万德,看到了一篇对着名编剧巴德·舒尔伯格的访谈,称米高梅公司掌门人路易斯·梅尔曾按德国顾问的意见剪辑电影。

这并非无稽之谈。当时,德国领事乔治·吉辛定期到好莱坞的摄影棚中“考察”,对于与第三帝国利益向背的内容,毫不留情地要求删改,有时直接要求停止拍摄和发行。

“好莱坞卑躬屈膝,纳粹在一些展现德国真实情况的电影中有最终的决定权。”厄万德表示,他发现,至少有20部打算在美国上映的影片被德国官员修改或者取缔。而一些从来没有机会完成制作的电影“本来会带来重要的影响,”他说。“它们真的可能调动民意。”

1930年12月5日,《西线无战事》的首映式在柏林莫扎特礼堂举行。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影片,由美国环球影院拍摄,在纽约、伦敦和巴黎受到一致好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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